6月11日，我国102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晒”预算。今年是中央部门连续第11年推进部门预算公开。

与往年相比，今年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有一些新变化，其中公开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压减支出情况，成为今年“晒”预算的一大看点。外界最为关注的三公经费，普遍出现明显压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开支是逐年下降的，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今年受疫情影响，国家各个部门和事业单位都在压减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相关行政经费。”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庄德水认为，一方面，说明我们执行中央发展规定已经取得了成果和成效;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现在不仅从数量上，还从结构上压减三公经费的开支情况，政府部门对自身的运作、职能、定位逐渐明确。

大幅压减三公经费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今年各部门仍旧“晒”出8张表，包括收支总表、收入总表、支出总表、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等。

在公开的深度上，除涉密信息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其中的“基本支出”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同时，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三公经费、政府采购、国有资产占用、预算绩效管理等事项，各部门也单独进行了说明。

《法制日报》记者关注到，“紧日子”再次成为今年部门预算的关键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拨款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部门的钱该如何花?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很重要。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求，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

今年，中央本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力度空前。而去年中央财政压缩一般性支出平均幅度为10%，压减三公经费3.8%。

从压减幅度看，三公经费总体压减幅度排名前五的部门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99.19%)、国家文物局(76.6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72.49%)、国家医疗保障局(66.6%)、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65.91%)。

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为例，该部门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9年减少22312.41万元，减少99.19%。主要原因除了过“紧日子”外，也涉及部门预算的调整，铁路公安预算纳入公安部预算管理。

经过这番调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用于公务接待的预算只有5000元，因公出国出境则没有一分钱财政预算。

“国家在财政经费的公开上越来越精细化，尤其三公经费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所以各部门对三公经费的把控也越来越严格，相关的额度也越来越审慎。”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说，今年还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压减公共经费、行政经费。

对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对三公经费非常重视，三公经费的支出年年下降，今年的下降幅度更大。一方面，今年受疫情影响，政府部门加大三公经费压减力度，力求把压减的三公经费大量运用在民生领域;另一方面，压减三公经费是2013年以来政府一直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和方针，所以才会有下降的趋势。

构建强大监督网络

精准确定开支规模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102个中央部门在三公经费预算中，大部分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压减了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据媒体统计，2020年102个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约为4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经费预算就占41亿元。2019年，公务用车经费预算为50多亿元，也就是说，仅在公务用车经费预算部分，今年就可节省近10亿元。

大部分中央部门都压减了公务用车经费预算，此外有21个部门保持去年水平，仅有4个增加了公务用车的预算。从压减幅度来看，多个部门压减幅度达到50%，有的甚至达到或接近100%。

大幅度压减的还有因公出国(境)费预算，这项费用是三公经费中的一项，大体上反映的是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020年102个中央部门的因公出国(境)费预算累计达到4.3亿余元。相比2019年的11.7亿余元，2020年减少了7.4亿余元，降幅达63.4%。在具体的降低额度上，降幅在1000万元以上的共25个中央部门。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三公经费一直在压减。

“三公经费的压减与近年来监察制度的发展，以及八项规定、从严治党治纪等规定规则的落实有一定关系。所以在审计、各种监察制度、巡视制度当中，三公经费也成为一个重点。”王敬波分析，因此，通过监督制度促进各部门进一步挤干三公经费中的各种水分，让这笔费用越来越真实地反映行政上面的一些需要。

在受访专家看来，这些数据的下降不仅是响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号召，也是近年来我国在“四风”建设中取得成绩的表现。

“近年来，政府不仅出台了一些相关的管理制度，并且每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三公经费进行调整。其次，还在于我们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和制度，对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纠偏，保证制度的执行。”庄德水说，同时监督力度比以前更大。以前三公经费的监督主要是由审计部门来进行监督和审查，现在还通过公开的方式接受社会、人大代表的监督和检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监督网络。

“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从未来的发展情况来看，三公经费要朝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能够让三公经费更好地与政府的定位、职能相契合，从而确定三公经费的开支和规模，设置合理的开支结构。”庄德水说。

越少越好实为误解

关键在于合理使用

根据各部门公布的数据，以财政部本部门为例，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446.61万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开预算显示，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为1476.97万元;教育部2020年三公经费为871.94万元。

有公众提出质疑，中央部门之间的三公经费预算为何差距如此大，有的部门预算为两千万元，有的部门预算只需百万元。

王敬波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各部门三公经费的差距比较大，主要源于各部门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关键问题在于三公经费是否被切实、科学、有效利用，是否能够真正地促进公务管理。。

竹立家则希望公众避开一个误导性概念——“三公经费越少越好”。

“三公经费预算差距主要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决定，有些部门三公经费较少或因其二级部门、三级部门较少。人员要求、装备要求等也会影响三公经费预算的多少。”竹立家说。

竹立家认为，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基本的、充足的三公经费才能保证正常运转。三公经费过少，可能会影响工作进度、办公效率。未来，有些部门的三公经费会继续压减，有些部门的三公经费反而会增加，“随着现代化进程、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一些部门可能会增加一些人员、培训等。关键在于合理使用，并非越少越好”。

“未来，我们可能重点要关注三公经费使用的合理性。不管是三公经费也好，还是其他的行政经费也好，核心是为了服务于公务管理、行政管理，所以这笔资金的利用要提高绩效，让纳税人的钱花得值，花在刀刃上。”王敬波说，科学预算非常关键，另外工作和预算之间要高度匹配，避免频繁更改预算。

不过，对于合理使用问题，竹立家提出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一些地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依然比较严重，导致不必要的会议、文件传达、培训等过多过乱地出现。

庄德水补充说，会议费缺乏过程性监督的问题也依然存在。

“长期以来，公众认为数据公布不够细致，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各政府部门公布详细的数据在技术上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预算只是控制消费的上限，并没有控制内在的结构。公众应该把目光着眼于决算，监督效果会更好。”庄德水说，“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三公经费，如外交部、公安部等部门的一些敏感数据是不能向社会公开的，只能提供笼统性的数据。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自身能力允许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能公开多少，就尽量公开多少，即以公开透明为原则和追求目标。”庄德水说。

推行绩效考核制度

实现预算民主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雷厉风行抓作风建设。八项规定出台后不久，中办、国办就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五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

重磅举措接续出台，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到《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从《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到《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制度的约束力不断显现，给作风建设上了“铁夹板”，紧了“螺丝扣”。

王敬波认为，总的来看，三公经费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规范化，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成绩。

“之所以从这个方向发展，很大程度上与财政制度的改革、信息公开制度的推动有很大关系，也与各种监督制度的健全有关。”王敬波说。

竹立家也评价称，随着绩效考核制度的推行，未来三公经费公布的精准化、细化程度都会同步提高。绩效制度引入以后，主要是针对成本核算问题，对产入和产出进行对比分析，提高效率，“这样一来，政府就必须公布三公经费消费在什么地方、每个地方花多少钱、花钱的效果如何，否则绩效考核、成本核算就无法进行。因此，绩效考核是三公经费精细化的一个重要抓手”。

“绩效制度引入以后，如果相关的会议、培训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就会减少这方面的费用。此外，还应加快推进实现预算监督民主化的进程。”竹立家建议，首先应尽量实现三公经费的公开透明;其次，要加大舆论监督和各级人大的监督，要把三公经费纳入会计制度，“许多政府部门豪华办公的原因就在于三公经费的会计制度不是很具体”。

庄德水也建议：提高预算能力，对总量和规模进行控制;进行过程性监督;进行结构性和绩效性的考核，看三公经费的支出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和目标。

王敬波则补充说，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上，要进一步降低其在一些低效领域的使用率。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在一些技术能力比较强的地方，政府部门可以更多地利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很多地方进行网络会议，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网络会议显然比租用会议室的行政成本更低。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秦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