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初冬的阳光时隐时现，浓淡相宜的磨基山色，映衬着江面的水鸟和航船。

“水温21摄氏度，今天适合探测。”上午9时许，随着“中渔科505”号科考船出港，2021年长江中华鲟产卵场科考调查在宜昌市渔政码头正式启动。未来的3个月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等四家科研机构联手，将在江底继续寻找他们心心念念的“黑珍珠”——中华鲟卵。

今年1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十年禁渔”。长江江豚在城区江段频频现身，刀鲚等多年不见的珍稀鱼类回来了，湖泊湿地越冬候鸟逐年增多……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长江大保护一定程度遏制了环境加速恶化的趋势。

不过，仍有不少长江珍稀旗舰物种境况堪忧，中华鲟正是其中代表。自2017年以来，科研人员已连续4年未在长江里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

四大监测手段上阵，只为找到那颗“黑珍珠”

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是中华鲟核心自然保护区，也是目前已确认的唯一中华鲟自然繁殖产卵场。

“中华鲟适宜的产卵水温是21摄氏度至16摄氏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课题组成员杨俊琳说。11月9日8时30分许，杨俊琳和同事将一个鱼探仪(声纳)放入水中，并把上端固定在船头。如果设备运行正常，这个鱼探仪将和“中渔科505”号度过整个冬天。

出港后，科考船在江面上沿“之”字型线路曲折航行，当天上午行至葛洲坝下后顺江而下进行探测，全天航程大约25公里。

杨俊琳介绍，本次考察主要江段是葛洲坝下至芦家河浅滩，约80公里。

航行途中，科考船旁不时有大型船舶经过。

杨俊琳说，鱼探仪主要为了探明中华鲟的分布区域和密度，“搞清楚哪个地方有中华鲟，有几条中华鲟，进而为下一步的产卵场调查提供指导。比如在葛洲坝下，9日上午共探测到了两尾疑似中华鲟亲鱼信号，那里是中华鲟产卵的适宜水域，水底有很多鹅卵石，中华鲟通常在鹅卵石上产卵。”

中华鲟产卵场调查监测手段主要有四种：食卵鱼解剖、江底采卵、水下视频、声呐监测。

根据科考计划，下一步，课题组将根据鱼探仪获得的数据，在相关水域采集部分中华鲟的鱼卵和专门食用中华鲟鱼卵的食卵鱼。食卵鱼主要是栖息在长江底层的鱼类，每逢中华鲟产卵期，会尾随中华鲟并吞食鱼卵。通过食卵鱼解剖所得数据，可以明确中华鲟是否有“自然繁殖”，进而推算出繁殖群体中华鲟的数量。

已连续四年未在长江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

“形势已经很严峻了。”身为科考团队的负责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危起伟坚守在宜昌科考现场。他说，作为中华鲟核心保护区，宜昌已经连续4年没有发现中华鲟自然繁殖。

中华鲟产卵场调查始于1981年，至今已有40年。危起伟也在这里，和中华鲟等珍稀鱼类打了37年“交道”。期间的1990年代，他还曾在这里救护过一尾受伤的白鲟，并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白鲟照片，成为目前仅存的几张白鲟存照。

“千斤腊子万斤象。”这是长江渔民自古流传的一句话。腊子是中华鲟，象就是白鲟。

遗憾的是，危起伟和他的战友们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留住“长江鱼王”白鲟远去的脚步。“那个时候的科研技术还不成熟，在我们还没了解白鲟的时候，它已经离我们而去。”2003年，最后一只白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2020年1月，白鲟被宣告灭绝。当身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鲟鱼专家组成员的危起伟，通过论文将白鲟灭绝的事实公之于众的时候，世人惊觉“初闻已是永别”。

“我本来是研究白鲟的，但白鲟没有了。”留住中华鲟成了危起伟最大的使命。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葛洲坝的修建，原本要溯江而上到金沙江产卵的中华鲟，只能留在葛洲坝下水域繁育后代。历史上，中华鲟的繁殖地分布在长江沿线多个地方，其江段范围有600公里长;现在只有30公里范围，而且，已知的固定产卵场只在庙嘴以上的不到4公里的范围。

“三四十年前，每年都有几千尾成年中华鲟洄游到长江宜昌段繁殖。”危起伟站在科考船头，言语间透出忧虑：“2003年以后，上游水坝蓄水，破坏了自然水温变化，而中华鲟亲鱼性腺发育和产卵对水温是特别敏感的。在以前，10月1日后水温就达到21摄氏度，到11月9日的时候，繁殖期基本就结束了。而现在，11月9日还没开始繁殖，繁殖期已经推迟到11月上旬以后。”

这些原因导致中华鲟数量急速下降。1981年后，监测到的洄游到此的成年中华鲟数量大约每十年下降一半甚至一个数量级。特别是2020年，只监测到了13尾成年中华鲟，且没有自然繁殖。

危起伟说，2013年以前，虽然中华鲟自然繁殖产卵减少，但每年都会监测到。2013年，首次没有监测到中华鲟自然产卵。2014年在宜昌没有监测到中华鲟繁殖，但是2015年春天，在上海长江口监测到中华鲟幼鱼，这说明中华鲟2014年在长江有自然繁育活动，但人们不知道繁育地在哪里(后来通过微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收到研究发现，该年自然繁殖活动应该仍然在长江清江口以上，可能不是葛洲坝下的这个产卵场)。2015年又没有发现自然繁殖，2016年冬季科考中，终于在宜昌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但好消息并未持续多久。2017年开始，已连续四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

专家建议：对中华鲟建立科学的“保种”计划

“短短几十年间，白鲟、白鱀豚、鲥鱼、鯮鱼等在长江存活了成千上万年的物种都不见了。”危起伟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搞清楚物种灭绝的原因，想办法保住剩下的濒危物种。”

目前，长江“十年禁渔”的效果已经显现，不少久违的鱼类归来。比如“长江三鲜”之一的刀鲚，种群数量都在慢慢上升。今年6月，科研人员在长江嘉鱼段调查监测到1尾刀鲚，这是30年来第2次监测到刀鲚上溯到长江湖北段。

“十年禁渔，对大多数长江鱼类来说是足够的，因为它们三四年就性成熟了。但中华鲟性成熟一般需要18年，极个别情况也要14年。”危起伟说，2020年，在宜昌江段只发现十几尾成年中华鲟，这达不到自然繁育的密度。他认为，能回到葛洲坝下性成熟的野生中华鲟数量达到100尾，可能是可延续自然繁育种群数量阈值，“有100尾以上，雌雄才有相遇的机会进行交配、授精，十几尾就找不到合适‘对象’，不能自然繁殖，中华鲟自然种群就会最终绝迹。”

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增殖放流是包括中华鲟在内的长江珍稀旗舰物种保护的主要手段。数十年来，有关部门、科研单位和企业持续发力，2015年，农业农村部出台《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中华鲟人工繁殖成效明显，但是，人工保种场地、人工、资金等投入大，保种困难。专家介绍，全国13龄及以上的中华鲟子一代约3000尾，体格严重偏小、成熟比例不高，子二代以后畸形率升高，需要不断补充野生资源。

此外，增殖放流规模效果不佳，远不能满足需要。1983年实现葛洲坝下中华鲟自然繁殖以来，累计放流至长江中约700万尾，其中有50%以上的为刚孵出的中华鲟幼苗，增殖效果有限。危起伟说，一年要放流符合要求的中华鲟数量应达300万尾，这需要千万元以上的资金投入。他建议，应制定科学的中华鲟增殖放流和资源修复规范和实施计划。针对现有保种资源的资源共享与繁育计划等，还要建立保障机制，解决放流中的经费需求、运行管理问题。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水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建议，设立长江实验室，进一步整合科研资源，为物种保护提供强大科学支撑。他建议，建立科学的“保种”计划，以便适时重建它们的野外种群。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中华鲟等物种对声光敏感，目前唯一的中华鲟产卵场离城区过近，一方面要极力控制声光污染，另一方面可采取措施给中华鲟开辟新的产卵场。

今年10月28日，“农业农村部荆州中华鲟保护基地”在荆州市中华鲟保护中心挂牌。农业农村部长江办力争通过3年时间，在荆州建成高规格的中华鲟驯养繁育、野外驯化、增殖放流、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对外交流等六大基地。

对于今年冬天的产卵场科考，危起伟虽心有忧虑，但始终不会放弃寻找。“中华鲟产卵场的葛洲坝下游，目前生活着一群江豚，已成为宜昌的一张名片。我们希望，中华鲟也能成为城市的名片，中华鲟濒危状况更严峻，希望加强对中华鲟保护的重视和宣传。”

直到今天，危起伟还惦念着2003年那消失在视野的最后一尾白鲟。他希望，在自己和同事们的手中，留住中华鲟。(作者: 陈凌墨 赵贝)